可是大多数人看到的，却仅仅一个符号的，固化的、单薄的、片面的邹韬奋，他其实不光可敬，也心爱。

　　“在贼胆心虚而自己丧尽品格者，诚有认为只须出几个臭钱，便可无人不入其彀中，认为全国都是要钱不要脸的没有节气的人，可是钱的功效亦有时而穷。”

　　1936年头，也便是七正人入狱那年头，邹韬奋在香港办报，陈济棠也曾专门派副官接他去广州，还给了三千大洋。

　　有一天，他与朋友们在九龙坐车，到站了，售票员还没有来，其他人都只管走了，而他，却一定要买了票才走。

　　脑癌的苦楚不可思议，痛苦之下，邹韬奋不能睡，不能坐，每天都在频频地打安息针，医师宣告他最多活不过两星期。

　　郑振铎去看他，他只说了几句话就无法忍受，得从速打针睡过去，可是他睡前，用弱小的声响，问的却是，你这段时刻过得好吧？

　　邹韬奋求生愿望十分激烈，毅力十分强壮，他直到最终，还巴望从头拿起笔，去说他想说的话，做他想做的事。

　　追捕他的人仍在竭尽全力寻觅头绪，不论死活，可是他们却一直都没能搞清楚邹韬奋究竟死活，究竟在什么地方。